法国将对医护人员等强制接种新冠疫苗以防控疫情

（三）程序并非都是权利性的，实体法也并非全是义务性的。

三是司法过程相对于行政过程而言周期长、成本高、效率低，实行正当性审查将耗费国家成本，增大当事人负担，抑制行政机关主观能动性，导致行政机关的消极行政.[7]本文认为，在今天正当性已经构成行政程序不可或缺的价值基础，除行政机关可判断程序正当性外，法院也可对此作出判断，这种审查具有必要性和可得性。（一）程序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关系行政程序的正当性常常被置于正当程序或正当法律程序的语境中加以讨论。

程序正当性审查有利于以新的视角、在新的领域体现法律正义，包括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即与行政机关沟通，促使其作出让步以满足原告诉讼请求，最终以原告撤诉方式结案，回避对滥用职权的判断。与行政机关的实体自由裁量权相比，程序自由裁量权所体现的规范内容相对单一，技术难度没有实体裁量那么复杂，对正当性的判断标准宜于统一。认可法院有权进行正当性审查，才能有效发现和防范权力滥用。多年来，行政程序的正当性是学术界、实务界时常讨论的共同话题，是中外研究者相互交流借鉴的重要理论载体。

该原则的核心要求是：行政机关要提供优质服务和有效救济，防止行政专断。同时，应通过顶层设计和末端治理应对正当性司法审查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弊端。1987年，行政审判庭开始试点，《行政裁判暂行规程》也在深圳实施，学术界纷纷著书立说，以促成《行政诉讼法》在全国人大通过。

[10]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33]甚至，他生前写就的《自传》的出版也历经曲折，在其去世十五年后才向世人公开。晚年时，龚祥瑞回忆起其清华的求学经历，认为清华培养了自己两大品格：一是爱国的品格，即铭记梅贻琦校长刻刻不忘救国的重责，个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以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的箴言。第二，宪政是法治而不是人治，需要制定许多规则。

同时，研究应着眼于人性残酷和疾苦，以宪政作为预防权力被滥用的技术和方法。进入专题： 龚祥瑞 宪政 政治体制改革 。

因此，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实较主权问题更为重要。在晚年，他还主持翻译了英国司法改革家丹宁勋爵的系列专著，以及自己的授业恩师詹宁斯的《法与宪法》等书。1980年代是龚祥瑞的学术高潮期，《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文官制度》等著作，《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政理论》《走人类共同的宪政民主道路》《等论文均在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反响。作为意识形态的民主，在中国往往是极左派或极右派占主导地位。

[11]在法治与政权方面，他提出法治的涵义：一是，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把自己说的太好，把调子定的太高，是社会主义国家受挫折的一个原因。二是，无论是立法程序还是立法内容，都可以由议会改变。像我国这个人口大国，采用直接民主是不现实的，最多只能对国家的大政方针表达自己的观点。

没有行政法，宪法每每是一些空洞、僵死的纲领和原则，至少不能全部地见诸于实践。这本自传出版后引发人们对中国法学和中国宪政道路的进一步关注和思考，也引领更多的公法学者步先贤余泽而前行。

在比较英国和美国后，龚祥瑞认为，英国更注重程序上的权利平等，而美国则与之相反，更侧重于实质上的权利平等。[34]在他的论著中，关于中国有政治而没有政治学，有宪法而无宪政。

我国当时宪法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以此来代替各门学科本身的理论。他主张宪法的规范性，强调限制公权力，肯认西方法治、民主、自由与平等、分权等的普适性，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宪法和宪政发展中存在的核心问题。[20]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对于西方国家司法制度，他也有专著研究。所以1949年以来，他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组织和群众交心。拉斯基（1893-1950）被誉为与罗素、林赛并列的英国三大思想领袖之一，他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执教期间，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投身于他的门下。

二是，超然的兴趣，即独立各党派的宣传和理论，保持自己清醒的理性思考。在龚祥瑞去世15年后，2011年6月11日，北京大学举办了《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的首发仪式。

在法与秩序方面，他认为，只有强有力的主权者才能建立起真正的秩序和公平，人类社会有必要通过法律来建立、维持秩序。龚祥瑞深感在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实践知识和人才匮乏，他带领研究生南下深圳做实地调查，在往返途中又先后调查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法院行政审判庭试点情况，及时研究行政诉讼中出现的疑难点。

詹氏认为，宪法所称基本权利之所谓基本，是因为宪法权利不同于买卖双方和义务相对应的权利，而是与国家相对应的基本权利。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宪政的核心在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而宪法本身却未必能体现出这一思想。

[22]他在考察美国和英国的分权制度后，首先认为，分权作为反对集权和专制的武器，在历史上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人们享有过多的自由却绝对不是分权带来的好处，而是革命、民主带来的好处。这些充分体现了一个法学家的中国问题意识，和他对祖国命运的关怀，学术良知的坚守。[26] 参见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8页。但是，要把社会秩序主要建立在守法上面，而不是建立在强权上面。

除了龚祥瑞，还有罗隆基、王造时、徐志摩、吴恩裕、程沧波、储安平、王铁崖、费孝通等人，都受到拉斯基的指导。他不仅对法治、民主、平等、自由、分权等表示认同，而且也强调要看到这些普世价值在西方现实政治实践中的变化，提出要重视其存在的问题。

因此，只有扩大民主才能带来自由的享有。[34] 参见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7页。

二、龚祥瑞宪政思想的核心：西方样本与中国特色（一）对西方宪政理论的评价龚祥瑞对英美为代表的宪政理论和宪政制度情有独钟。自由中最为人们所看重的是政治自由。

改革开放后，其专著《英国行政机构和文官制度》《文官制度》相继出版。[8] 参见李克强：《师风散记》，载《书摘》2008年第8期，收入赵为民编：《北大之精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其次，他剖析了分权学说的局限性，认为分权学说是反封建反集权的武器，但是其目的只达到阶级妥协。龚祥瑞成为那代学者中，为数不多的，其论著、学说至今还具有相当学术影响力和现实意义的学者。

他后来将自己的自传交付给陈有西并委托其代为出版。三、龚祥瑞宪政思想的价值有学者曾指出，老一代宪法学家群体开创的政治教义宪法学传统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科学性，将宪法现象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而非规范），偏向于从社会科学（而非法学）的立场去加以把握。

龚祥瑞晚年谈到他的这位老师，认为其是一位反对暴力革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28]他生前最后一篇论文，是1996年2月在美国旧金山二十一世纪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形势叙谈会上的发言稿，他认为民主并不仅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

对于细则，选民既不关心，也没有足够的知识作出明确的理智的选择。而权大于法是和限制公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原理相抵触的。